当前位置: 首页  校友互动  校友情怀
回忆在罗村“开门办学”的往事
作者:校友办
发布时间:2016-06-12
阅读次数:531

1976年9月,山东农机学院为迎接1976级新生入学,学校在工军宣队(由工人、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)的领导下,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讨论。讨论结果是,新生入学后实行“开门办学”(就是走出学校大门,到生产第一线办学),有关干部和教师按不同专业组成小分队,带学生分别到有关工厂、农场办学。其要求是:“放下架子,铺下身子,和工人搞好结合,要成为不可忽视的生产力量。在这个前提下,适当抽出时间由随队教师进行课堂讲授。”76级共分了7个专业分队,我分到农机专业一队,在淄川区罗村农机厂“开门办学”。我们分队有8名教师,40名学生(76级农机1班),队长是汪遵元,党支书是夏绍修。

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南大门

汪遵元老师是农机教研室主任,是我的直接领导。我在“文革”期间的1970年,从山东工学院(后改为山东工业大学,现在的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)因专业调整到农机学院时,还未见到他本人,就知道了他的绰号——“汪到底”。我问别人,说这个绰号的含义,就是汪老师表示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思。当时我想在“文革”中,这个口号大家都在高喊,但要变成一个人的绰号,那就表明此人的决心是要比别人大很多了。绰号本来就是一种玩笑,是褒是贬我当时并没有细想。可是,当我以后接触汪老师多了,认为这个绰号加在他身上真是太确切不过了。因为他不仅对教育革命,而且对教学和科研,对农机事业,都有一种不怕困难,不怕别人冷言冷语,坚持“到底”的决心和毅力,即使目前已是耄耋之年,仍在致力于水陆两用汽车的研究,令我敬佩和感动。

夏绍修老师在校一直从事学生工作,用他自己的话说,一直当“学生头”。他有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,讲话富有鼓动性,写文章富有哲理性。与他相处后,我感到他为人正直,对同志以诚相待。

可以说,这个分队的干部和师资配备还比较齐整,大家也比较团结。我对能在这个集体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。

1962年9月1日,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建院典礼

淄川区因地处平原,又有一定工业基础,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,所以在七十年代被国务院定为全国农业机械化试点区县。罗村镇当时就以“五小工业”闻名,那时山东曾有过“学两罗”(学罗庄、学罗村)的口号。罗村农机厂是罗村镇的一个小型乡镇企业,当时主要生产以农村需要的如播种机、小麦收割机、脱粒机等小农具为主,还生产煎饼机(主要销往新疆以山东老乡为主的建设兵团)等产品,生产管理和经济效益都还不错。选择在这里“开门办学”还是正确的。

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图书、办公楼

1976年10月4日,在新生入学之前,汪老师带我与门世华老师先到罗村农机厂安排有关办学事宜。我们乘7路公交车到张店火车站,又换乘去洪山的公交车到罗村站下车,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罗村农机厂,交通还算便利。到农机厂后,我们看到这个厂从厂房建筑到工人衣着都表现出那时的特征:简朴、实用。

因该厂规模不大,工厂只能为我们提供一大车间作为教室,解决课堂教学问题,但无法安排近50人的食宿。我们就决定由学校拉去床、桌椅、炊具等,师生分散在工厂驻地——大吊桥村各农户家居住。自带炊事员,自己开伙,自制饭票解决吃饭问题。

我们三人的主要任务一是像当年八路军每到一地“号房子”那样,在村干部的带领下,查看空闲的房间,确定住在哪里,住多少人。找到合适的地方后,基本按男生每个小组住一户,女生集体住一户,男老师住一户分配,因孙青民老师是唯一的女老师,她享受了最高待遇——单独住一户;二是选择办食堂的地方,最后确定在一所村里不用的小学旧址的教室作为食堂,操场作为学生活动场所;三是在村民的帮助下将从学校拉来的家俱各归各位。

10月6日,山东农机学院76级学生举行开学典礼。举行开学典礼后,就像二战中的1941年11月7日,苏联红军在红场接受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一样,农机专业一分队的师生还没有熟悉谁是张三李四,就乘着学校的解放牌汽车直接开赴到了罗村。师生刚一下车,就开了一个全体会议,夏老师简单讲了“开门办学”的意义,宣布了学生分组和临时班干部,并特别强调要搞好和房东的关系,要像当年八路军那样给房东挑水,打扫院子等。汪老师宣布了住宿地点,负责食堂财务的孙老师分发了自制的饭菜票,这时食堂已经准备好晚饭,晚饭后各就各位,一年的罗村“开门办学”生涯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

学生实行“半工半读”,就是上午进行课堂教学,下午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。由于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机械工厂,对在车间劳动并不陌生,有的还成了工厂新工人的师傅,厂领导也很重视这批“新生力量”,真是成了学校要求的“不可忽视的生产力量。”

教学的前期课程是,刘俊民老师教高等数学,孙青民老师教英语,门世华老师教政治,我教机械制图。后续课程是,李洪安老师教理论力学、蒋士禾老师教“金属工艺学”等。

学生班级的组织我记得的是:刘金章是党支部副书记(师生一个党支部),班委会和团支部成员是:董佑福,刘金生是正副班长,学习委员靳世凤,体育委员毕义胜,文艺委员马素环,团支书刘国秋,宣传委员刘德林,组织委员赵晓春。还有袁守斌是我的制图课代表等。每天课间时学生都认真做广播体操。政治学习和各项文体活动组织和开展的都是有板有眼。马明建和刘德林还办了小报,报道国内外时事和学校新闻、班级的好人好事等,马明建那认真工整的宋体字和刘德林那简洁、明快的插图都很受大家的欢迎。

在教学方面,由于这些学生大部分对机械制图有一定基础,我教起来并不感到困难,只是有些同学,尤其是女同学对平面图转换成立体图的空间想象能力较差,我就发动同学自做模型作为教具(同学们到工厂的木工车间找下角料制作),并让大家互教互学来加以弥补。如王培杰同学在工厂是车工,对图纸很精通,下课之后女同学就会自动围在他周围,听他比划着讲如何去想象并画出图来。李红菊同学专门去买来大萝卜用刀去刻出想象的形状等。李清溪等同学对这种做法还贴出大字报进行表扬。但数学和英语学生基础普遍较差,并不是用做个模型可以解决的。所以刘老师和孙老师想尽各种办法,如英语增加晨读,数学加强个别辅导等让大家学好。期间,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:

是有个别同学反映数学听不懂,刘俊民老师听到后二话没说,就回到学校。我还以为他生气“罢教”了?他从学校回来后拿来他在大学学习的成绩册,在课堂上对大家激动地说:“你们看看,我在大学的高等数学成绩就是‘良’,我能把你们教成‘优’吗?”

刘老师说话、行动都很有个性,他喝浓浓的廉价“茶砖”,自己做饭,最拿手的是自制“拉面”,还让同学们评价他做的“拉面”是否达到了“优”的标准?经常开些与政治无关的“严肃玩笑”,如他虽是男老师但却会打毛衣,有一次他一面打毛衣,一面给我说这是给他外甥女打的,还问我,如果她不给我钱怎么办?但他工作却很认真,每天备课到深夜,对同学辅导也是不厌其烦。

是孙青民老师为让同学学好英语,让大家英语晨读和晚背,刘老师觉得占用了学生做数学作业的时间,就在黑板的最高处一行写上数学作业题目和必交时间,并要求学生不准擦掉。在上英语课时,孙老师看着同学们光看上面的数学作业,她想擦去,但因个子矮够不着,只有气的干瞪眼。
孙老师是刚毕业不久的新教师,到罗村我们虽然是初识,但从我的直觉,就觉得她是一位诚实而敬业的好教师。

是有天晚上,我与蒋士禾老师到一学生住的家去辅导,之间和房东大嫂随便交谈,这大嫂问蒋老师有几个孩子?蒋老师答就一个女儿。蒋老师又问她几个孩子?她答我命不好,生了三个闺女。蒋老师听出她有“重男轻女”的思想,就想做做她的思想工作,随口说出,现在是新社会,我们不怕“绝户”!要知道,在当时的农村,当着没有儿子人的面说“绝户”二字是个大忌!这位大嫂听后气的拂袖而去,弄的我和同学们都很尴尬。

蒋老师是后期来罗村教“金属工艺学”的,他是解放前留美的教授,他这样的人在历次运动中难免会受到冲击和磨难,但这并没有磨去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和对事业的执着。在“文革”那样的情况下,没有人派遣,没有人邀请,更没有什么报酬,但他却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,自己主动跑到全省各地有铸造的中小工厂去推广他的“缩颈冒口”铸造工艺,使铸件的废品率大为降低。当时我虽然不能公开对他表示赞扬,但内心却由衷地对他敬佩。 

我们自办食堂也是我们分队的最大亮点。除学校来几名炊事员外,其余事情都是师生自己来做。孙青民老师除教英语外,还兼着“伙食管理”员,我们自制的饭菜票上要有孙老师的大印方能生效。每天晚上她都要认真地结算一下钱、粮,并和炊事员商量明天的食谱和应采购的东西后才能休息,每天都很紧张。记得她对我说,当我们在罗村结束自办伙食后,轻松的她长出了一口气,并在街上转了一大圈才恢复了平静。

由于当时还是实行凭票供应,我们的粮、油、副食等大都要到远离驻地的集市和供应点采购,这项任务主要由同学们承担。柴山、王宁等同学兼着食堂采购员的任务,经常像个农村大嫂那样,挎着个篮子到罗村的集市上购买粮油和蔬菜等,还隔三差五买些肉来改善我们的生活。有一次柴山和王宁骑三轮车到501厂采购,尽管他们骑自行车的技术堪称“优”等,王宁还是在篮球场上游刃有余的投篮高手,但这三轮车像认生的战马一样,并不听他们摆布,明明要往左,它偏向右,结果骑不了几步就骑到沟里去了,幸亏沟不深,且只是土,人和车并无大碍,最后只得一人扶把一人推车,艰难地走了十几里路。

同学们经常在周末、课后自觉地到食堂帮厨,有时还会亲自掌勺做上几个具有特色的炒菜。当时冬天的当家菜就是大白菜了,上顿炒白菜、下顿炖白菜,并且大白菜帮子既炖不烂又炒不熟,再加上那时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食油,菜的味道可想而知。有点烹调技术的王佳文同学就亲自操刀,将白菜帮斜着片成薄片,做成美味可口的醋溜白菜片,大家吃起来是津津有味。靳士凤同学回忆说她蒸大包子的技术就是在罗村帮厨时练会的,每当蒸包子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时的快乐情景。

记得有一次食堂买了一头猪,炊事员王恩来师傅,亲自宰杀,让大家美美地会了一次大餐。记得我是第一次吃上王师傅用猪皮做的肉冻,滑而不腻、香味不减,好吃极了!至今我还有特别爱吃肉冻的习惯。

师生们和房东的关系也很好。由于大吊桥村紧邻煤矿,房东几乎每家都有矿工,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富裕,在相处的一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过被盗、和房东吵架等现象。有一次孙建萍同学病了,房东给了几个鸡蛋,靳士凤给了房东一元钱(那时鸡蛋不到一角钱一个),房东硬是不要。多年后董佑福和匡辉还计划去罗村看看他们的房东,遗憾的是因故未能成行。

1976年10月6日, 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


同学们还告诉了我他们生活中的几个小花絮:

是大吊桥村西边有个水洼,水洼旁边有几棵桃树和柳树,春天到来的季节,杨柳吐丝,桃花盛开,尤其是女同学们常去那里散步、读书。有一次靳士凤偷偷折回几枝桃花回到宿舍插到瓶子里,被班长董佑福看到,说她们有“小资情调”。

是有一次李咏梅、孟霞、靳士凤等几个女生们自己到集上买回韭菜、豆腐等,用细粮票到食堂换了面粉和盐,用孟霞带来的香油,用制图板当面板,把绘图纸卷成小卷当擀面杖,借房东的锅灶,美美地吃了一顿水饺。她们以后虽无数次吃过水饺,但再也找不到当时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。

女同学们都很团结,每天早晨都自觉起床,顶着满天星星排成队列,刘国秋打头,靳士凤垫后,像部队一样出早操,男同学则是自行其事,有的睡懒觉,有的独自锻炼。一天单独跑步的袁守斌看到她们,说真像是飒爽英姿的“女兵班”。

大吊桥村紧靠一座煤矿,煤矿上的食堂是24小时供应饭菜,煤矿上的饭菜质量和花样比我们自己的食堂要好些,由于同学们都是带着工资来上学,偶尔也去煤矿的食堂改善一下生活,同学也随着下班的煤矿工人到煤矿的澡堂中洗个不花钱的澡。看澡堂的师傅虽然知道他们不是矿工,却从没有拒绝过我们,最多是敬上一根香烟。

在1977年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中秋节,有的小组组织了自己的庆祝活动,还有的同学通知家人也来参加。记得李咏梅同学家来了一人也参加了小组的活动,被同组的几位男同学热情招待和劝酒,最后他酒后吐出了真言,告知了同学们他与李咏梅同学的恋爱关系。这酒后的真言也可能是这位朋友来罗村的重要目的。

赵晓春、时庆祝、卜繁荣、何西本、蔡宝明住在一起,有天晚上他们正在海聊,突然感到灯泡在摇晃,不知谁喊了一声“地震啦!”(大家对不久前发生的“唐山大地震”记忆犹新),他们慌慌张张地随手拿着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跑到了屋外。出来后,大家互相看了一下,赵晓春手中拿的竟是一把乘凉的扇子。

难忘师生情谊。同学们从罗村回校的那天,匡辉等几个同学刚把桌椅板凳从车上卸下来时,天已经黑了,不知道哪个同学说,今晚电影院有电影!他们迫不及待地、如饥似渴地以最快的速度跑去看电影。当看完电影在回学校的路上,看到汪遵元老师一脸着急的样子望着他们说:“可把我急坏了,到处找你们,就是找不到。”原来他们临走时没有请假,汪老师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很是担心,就到处去找,最后猜测,可能去看电影了,就来寻找,结果在路上碰到了他们。

1976年12月31日晚,为迎接元旦,我们分队在罗村农机厂上课的大车间,举行了联欢晚会。学生们都献上了自己的拿手节目,我记得靳士凤等的女生表演唱:“咱连的好事多又多”、马素环的独唱《石油工人之歌》、王彦林唱的现代革命京剧《红灯记》选段“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”等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老师们也不示弱:汪遵元老师表演了《露一手》(就是拿一张报纸,穿个洞,将一只手伸出来向大家致意)、夏绍修老师朗诵了一首诗、孙青民老师唱了一首英语歌、我与刘俊民老师表演了《斗牛》(就是每人背后贴上字,对面站好,然后相互争看对方是什么字)。我与刘老师的表演虽谈不上什么思想性和艺术性,但在活跃晚会气氛方面,还是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。晚会一直开到深夜,在这个大车间里,我们以欢声笑语迎来了1977年的第一个黎明。

1977年1月15日,学校召开“开门办学”总结会议。会议决定要坚持“开门办学”不动摇,并总结了十条优于校内办学的好处。会议表扬了罗村分队,认为与工厂搞的关系好,能有秩序地进行劳动和学习,成了“开门办学”的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。

1977年5月,是罗村分队风光的时期。26日,校领导和其它分队的学生代表来罗村学习“开门办学”经验,其它分队的学生代表,看到我们的上课教室,吃着我们自办食堂蒸的大包子,都流露出羡慕的表情;29日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健,视察罗村农机厂时,接见了我们师生,来到我们正在上课的教室,和同学们一一握手,并作出了:“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实践相结合,要好好搞”的指示,为此我们还敲锣打鼓地回到学校“报喜”。

1977年5月底,我结束了《机械制图》课的讲授,按计划应该进行测绘练习。我就问汪老师让学生测绘什么?他说,我们所在的厂正在生产小麦收割机,不如就测绘小麦收割机吧!我想,以前的测绘都是测绘机器零部件,现在要测绘整台机器能行吗?他鼓励我说,厂里到处都是收割机,以前哪有这么好的条件?而且这些学生都多是从机械厂来的,又经过几个月的生产劳动,对机器和测绘并不陌生,没有问题。

我接受了汪老师的提议,但到真正测绘时,学生要对整台机器从装配图、部装图到零件图全面测绘,而且学生基础参差不齐,能在二周时间内完成吗?我犹豫了,开始想放弃这个方案,让每人测绘几个零部件算了。但为使学生得到全面锻炼,还是坚持这样做了。我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,让一个基础好的学生负责画总装图,再找几个学生画部装图,其它学生分工画零件图(实际上除标准件外,关键的零件也不很多),这样一分工,果然顺利完成了测绘任务。

正当我觉得已完成教学任务准备歇歇时,汪老师就对我和傅文贤几个农机专业的老师商量说,现在生产的小麦收割机,由于设计和制造工艺都有些问题,在收割小麦时经常出故障,影响机收。我们能不能在学生测绘的基础上改进一下?在汪老师的带动下,我们又找了赵晓春、袁守斌等几个学生一块,连夜修改图纸,并对几个经常出故障的部件在结构上进行了改进:例如, 割刀的滑块传动经常出故障,我提出将割刀的滑块传动改为齿轮齿条传动;再如,连接收割机动力分离的是条钢筋,由于角度大和钢筋硬,操作很不方便,万庆宽同学看到这种情况,就将斜拉改为直拉,并和赵晓春同学一起将拉杆改为钢丝绳,使操作更加方便和可靠,当场受到了汪老师的表扬,他们现在想起来还很高兴。这样就产生了一份新的小麦收割机图纸。这时,麦收快要到了,厂里正抓紧大量生产收割机,

我想,何不趁此机会根据我们改进的图纸生产一台收割机呢?经厂里同意后,按新图纸的收割机立即投产,我们组织全班学生加工和组装收割机,例如找了几个如康保江、王培杰等加工技术好的学生亲自加工零件,其余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加工部件和装配收割机,例如马明建带领几名女学生加工输送带。终于在麦收前将这台改进后的收割机生产出来,并在淄川、张店等区参加了小麦的收割,结果大获成功!创造了淄博市单机收割小麦亩数的最高纪录(在1977年召开的淄博市科技大会上,获得了科技奖)。

为了全面考核这台机器的性能,在淄博市收割完后,汪老师又派我和赵晓春、王佳文、何西本3同学,罗村农机厂派出张世常、王勇2位师傅,到小麦成熟晚的掖县西由公社参加小麦收割,那些天,我们几个很少休息,全神贯注地观察机器收割情况,结果也很理想,基本没出大的故障。当我们回到罗村农机厂时,汪老师带领同学们在厂门口迎接我们,汪老师还兴奋地和我来了个西方式的“熊抱”!现在回想起来还热血沸腾。

由一个普通的制图零部件测绘作业,变成整机测绘,又进一步将测绘图纸进行改进,在短时间内进行了生产和田间试验,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,现在看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。

拖拉机测试实验

学校尽管“开门办学”的决心很大,但由于各分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,随着全国批判“四人帮”的进展,“开门办学”已无法坚持。寒假后,其它各分队都已陆续回学校上课,只有我们这个“典型”在罗村一直坚持到国庆节后才撤回学校。在临走前,同学们还自发举行了一次和工厂及村民的联欢会,同学们从学校借来演出服,我们的节目主要有:王彦林、蔡宝明、匡辉、王建平、康保江、赵晓春、李光华等同学表演的维族舞,其中王彦林唱的好,演的维妙维肖,活像个维吾尔族的大地主,还有女同学表演的藏族舞《发宝书》,都是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。

罗村的“开门办学”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,那时的老师们都已退休,其中蒋士禾、李洪安、刘俊民和孙青民老师已先后离我们而去。那时的学生也已经度过了他们的黄金岁月,基本也已退休。但在罗村那样比较艰苦环境中的学习生活,在我们的心中留下十分美好和深刻的印象,同学们常常怀念那里的学习和生活,靳士凤同学在2001年和老公从泰安开车去罗村转了一圈,见到那里变化很大,原来的印象已面目全非,只是在看到那紧闭的锈迹斑斑的农机厂大门时,仿佛还能唤起一些往年的记忆。


以此献给校庆60周年。

 

(回忆录写作期间得到赵晓春、刘国秋、靳士凤、匡辉、柴山、马明建等同学提供的材料补充和修改,在此表示感谢。)